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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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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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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应达到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吏治腐败，治河弊处过多。有些地方官营私舞弊，治河不力，草草应付了事，反而造成更大的灾害。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尹继善曾在奏折中指出：“……向来治河诸臣不思达其去路，而惟恃湖堤以相捍御。及湖涨难容，终至泛滥不收，而远近田庐胥受其害矣。……”（注：《清史稿》卷126《河渠一·黄河》。）；有些地方官未能及时疏通河道，以致河道变浅，不能容纳过多的水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铜山、沛县一带发生水灾就是因为茶城、小梁山、内化山三处河，俱以淤浅，下游荆山桥河道间段淤阻，桥设一百五十九洞，仅只数洞流通，余俱干涸，微山湖之水去路甚微，导致河水漫溢（注：《清朝文献通考》卷9《田赋考九·水利田》。）。有些官吏贪污政府拨给修筑水利的帑银，中饱私囊，故而修筑的工程质量低，不能抵御大水。而有些官员在不需修筑工程时，也以修筑为名，上报开销，以求从中牟利。这样修筑的工程往往适得其反。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境内决口，就是由于两个河工官员贪污巨款，偷工减料，导致堤防不固酿成大灾（注：《清史稿》卷310《列传九七·高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筑的为保护堤根的土坝，就是因为接的过长反而有碍河流的畅通。连乾隆帝也承认“从来河员在工，乐于兴作，每不急之处，建筑大工，无非籍以开销之意。而工程既浚，又议岁修，辗转徒滋糜费，及至盛涨，漫溢者仍复漫溢，冲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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