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该谱的“祖德传”、“名贤录”、“史志录”等篇也有惠周惕师从丁宏度学经的记载。冯勖在为丁宏度《漫吟稿》作序时说： 

    先生少敏慧，能以孝悌自植，授经予曾叔祖犹龙公。青年以《春秋》噪序比，时浮薄之习亳不涉染，温恭醇朴，工于文章，拙于驰鹜，先生之志大矣。……更以秘授为麟经，师争相设，绛员笈门墙者，皆一时之俊，先后惧掇科名，而先生竟一ｓｈāｎ＠②老矣（《丁氏宗谱》卷二十《著述考》）。这说明在惠氏之前，苏州地区已形成了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术氛围。对此，丁宏度也颇为自负，自言“今葑溪文学之盛，实余家启之也”。至于奠定吴派规模的，则是经过了惠氏祖孙三代的努力才告完成的。所以冯桂芬说：“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而有开必先，实惟吾郡人为多。惠氏四世传经，为讲汉学之首。”（《冯桂芬文集》卷二《思适斋文集序》）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域性学派，吴派的学术组织形态又是以血亲、祖先的关联为基础的。如惠栋对《周易》的研究便是曾、祖、父的世代相传，江声、江ｌｉàｏ＠③、江沅祖孙三代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而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从子钱塘、钱坫、钱东、钱垣、钱铎、钱侗，儿子钱东壁、钱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时有“嘉定九钱”之称，成为当时吴中著名的经学世家。这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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