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学者也一样。如惠栋《周易述》“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而《易汉学》则“左右采获，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所谓“五家之《易》”，即指汉代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费直五家个人的《易》说。按照汉代《易》学的传承，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渊源于商瞿五传弟子田何的施、孟、梁邱之《易》，二是渊源于焦延寿、孟喜的京房之《易》，三是费直和高相之《易》。汉代《易》学又有今文与古文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而他又参以荀、郑诸之，荀、郑均传《费氏易》，属古文。因此，惠栋等所谓的师法家法，实际上是汉代古文与今文两个不同系统的混合体，但本质上仍属汉学系统。
也正因此，出自对汉儒的尊信与固守，必然导致吴派治经强调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意义的方法。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同等重要，他说：“五经出于屋壁，多古言古字，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乃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述首》）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钱大昕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乎训诂之外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训诂本是汉代经学家治经的基础工作，据《汉书·艺文志》凡称“故”、“解”、“诂”及“章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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