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公元一八〇九——一八六九年），师凌曙。当时中国已属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各种矛盾加深，而资本主义势力方长驱直入，蚕食鲸吞，中国处于危亡的边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边缘，于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屡仆屡起，前有太平天国，后有捻军及义和团，这是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他们的矛头指向封建地主政权，指向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而贪残无耻的封建地主阶级遂向外来的侵略势力投降，以图压迫揭竿而起的劳动人民。这时的公羊学又变作“开明”地主们的自救良方，于是在同、光时代，遂家家“公羊”，户户“三世”矣！陈立虽然对于《公羊》的义理茫然，但在这种气氛下亦忙于《公羊》材料的收集，忙于材料必然走上朴学一途，于是陈立在有关材料的训诂考据上，仍然作出了成绩。

    凌曙则无论在材料上、训诂上以至义理的发挥上都少成绩可言，他没有吸取公羊学派的历史观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学说，他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既不能以《公羊》结合*，又不能用朴学治《公羊》，非义理，非考证，又不长于文辞，势必无所适从。比如他在《公羊义疏》中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时说：“万氏斯大《学春秋随笔》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为天下共主，五等诸侯，出作屏藩，入为卿土，依然臣也。一统天下，咸奉正朔，同轨同文，安有诸侯改元之理，即曰国自有史，亦必大书天子之年而分系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后改元。’此说是也。”这是《公羊春秋》中的大事，因为它涉及形式上的大一统问题，何休以为“必天子然后改元”，孔广森则以为诸侯可以改元立号有不纯臣之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立场，不能轻轻带过，那么凌曙对于“元年春王正月”的含义必须有自己的发挥，有自己的交待，而他只是说：

    “何休曰：‘必天子然后改元。’此说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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