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就是大一统，但这和所见世有什么关系?两者的有机联系是什么?春秋昭、定、哀是所见世，而事实上这是最不一统的“世”，为什么公羊学家认为“太平”?为什么不把太平世放在所闻或者是所传闻?如果那样倒是正统派儒家的传统。如今一反传统而颠之倒之，把太平世放在后来，这是历史观的改变，历史观的改变决定着他们*主张的改变，他们把希望放在后来，这是法后王的别解。把理想的世界放在后来，但后来的周天子已经不具备这“新王”的资格，于是《公羊》以鲁当新王，鲁是小国，其实不足以当新王，于是以《春秋》当新王，《春秋》是*上的大权威，因为他为新王立法，后来遂落实为汉立法，为汉立法，所以汉代完成大一统的事业，汉武帝正是大一统事业的完成者，所以也是公羊学最发皇的时代．这都是一些互相关联的问题，公羊学者于此必须有透彻的理解，否则如何义疏，但陈立于此茫然，为什么要以《春秋》当新王，他只是杂采众说而无所适从。没有别择的力量，人云亦云，是他的特点。

我们不是要求陈立必须对《公羊》有新的发挥，但《公羊》是一种历史哲学，对于这类书的义疏，必须是对义理作疏，而不能侧重于疏解典章制度。义理、辞章、考据在清人的心目中还是泾渭分明的。义理不明则关于《公羊》的根本宗旨不清，不清楚它的根本宗旨，你还在义疏什么?我们也不是完全抹杀陈立的功绩，我们屡次指出，在有关材料的收集上，《公羊义疏》仍然是一部有用的书。我们曾经说过《公羊》和荀子的*主张有共同点，因之对于刘师培的《公羊荀子相通考》应当有适当的评价。类似的说法在《公羊义疏》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公羊》僖公四年传有云：

“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

《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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