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十一年税，远近无差，改制收租，田有上、中、下，与《周礼》同义。注，庐舍二亩半，凡为亩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曰‘市井’。”（《公羊礼疏》六）。
以上对于所疏并无补助，而引《公羊》注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云云，完全不知井田为何物，何谓“无泄地气”，凌曙自己亦不知所云。
陈立的成就高于凌曙，在材料及训诂方面，他都超过了凌曙。虽然他也是罗列材料，一如《集解》而不是《义疏》。既言《义疏》，应当对义理有疏，凌曙不足语此，陈立亦不足语此。我们曾经指出何休是东汉末为《公羊》作总结的人，陈立则是清末试图为《公羊》作总结的人。《公羊》不同于《左传》，不是记事书，何休因之总结《公羊》的义理，虽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在以后发挥了作用，这是公羊学应有的传统。陈立虽然没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无发挥无判断，因之我们说他没有本领为《公羊》作总结。但他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如果我们要翻检有关《公羊》的材料，他的书可以提供方便，仅此而已；然而即此已经超过凌曙的成就了。
在《公羊》的微言大义方面，陈立虽然没有发挥，但他并没有遗漏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关于“三科九旨”，他说：
“旧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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