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为其专权擅势，倾覆国家。……《春秋公羊传》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春秋左氏》说，卿大夫得世禄，不得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贤才，则复升父故位。《后汉书·乐恢传》：‘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禄权，《春秋》以戒。圣人恳恻，不虚言也’”（《公羊礼疏》一）。

“讥世卿”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事实，在宗法贵族当权专政时代，无卿不世，有禄皆世，当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他们要取而代之，于是提倡以贤代表，于是有“讥世卿”，虽然我们不能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责备凌曙，但公羊学家应当有变的概念，有结合到*上而发表自己见解的明确概念，否则也应当具有纯义理的今文学的发挥，如今他一引《左氏》，二引《汉书》不伦不类，论义理无发挥，论考据不精辟，论材料不丰富，唯唯诺诺，虚应故事，很难说他是及格的公羊学家。

    《公羊》书法中有“实与而文不与”，《春秋繁露》中有“诛意不诛辞”，都表明了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政论家或者史学家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评论，他们可能同意某种事物但不能公开用文字赞成，遂变更其叙事方法，有所谓“实与而文不与”；他们不同意某种事物，但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也变更其叙事方法，有所谓“诛意不诛辞”，这都是公羊学中的关键所在，或者称之曰“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学者对之必须有彻底了解，否则何所取于《公羊》？凌曙既不能使《公羊》和当时的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而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脱离社会问题而作纯理论上的发挥，他只是朦胧地研究《公羊》而不知所以，因而有时陷于陋，比如宣公六年关于古帝王感生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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