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后来比古代进步的地方有三：一、汉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二、柳宗元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三、三代用人以二族，后来用人以贡举。他并且说“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这些议论，即使出现于中国的十九世纪也是难能可贵，公羊派属于儒家，魏源更属具有理学传统的儒家，儒家而能说“三代酷而后世仁”、“三代私而后代公”，的确具有卓识。“孔子得位行道，必蚤有以大变其法”，正是为他自己变法的主张找后台，孔子而变法，变法岂非合理之举?袭贵袭贱之说更道出阶级社会的实质，贵贱是划分阶级的概念，在封建社会阶级以贵贱分，那么我们说在魏源的思想中存在着民主思想的萌芽，并不是没有根据。“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代公也”，是指后来以科举代世族，科举之权虽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但这究竟胜于九品中正制，因而在封建社会史上这是应当肯定的一种进步制度。

但魏源总是在瞻前顾后，分封制和郡县制相比，当然后者具有优越性，但他认为它们互有优劣，他指出：“春秋以前，有流民而无流寇，春秋以后，流寇皆起子流民，……春秋以后，夷狄与中国为二，春秋以前，夷狄与中国为一。……后世关塞险要，尽届王朝，……此郡县之优乎封建者一也。由前三说观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后一说观之，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时，功在万世”(《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二——四三页)。以上所谓前三说，一、即春秋以前，井田什一尚存，履亩未税，民困于役而不困于赋，二、春秋以前之诸侯朝聘而已，春秋以后之诸侯攻战而已，三、春秋以前有流民无流寇。他以为春秋以前有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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