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则徐无关。至于说当时英人并无“悖心”的提法，是不了解嗜血成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他们就是因侵略掠夺而起家。不过魏源也是比较了解西方的人，他曾经编辑《海国图志》，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以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据此以驭外人，他以为还是不够的，最根本处还是如明臣所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他总是在进退于两者之间，进退于儒法之间，进退于中西之间，进退于体用之间。有可变有不可变，可变者是西洋之法，不可变者是中国之道。自此时起，中国人知道必须效法西洋才能战胜西洋，就主张效法西洋是用，而不变中国的根本是体，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是自信的表现，也是盲目无知的表现。魏源讲求事功，但又究心义理，他注意知行问题，因为自明代以来王阳明良知良能之学横扫一切，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执此以救巾国势必南辕北辙，但魏源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说：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经左潘右）《十四经》之编，无所触发，闻师友一言而终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七页)。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魏源的态度是明确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几次反复，这是判别唯物唯心分野的标帜，他认为只有实践才可以获得真理，判断真理。行而后知，“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汉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臀”，这是真理，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然而魏源却主张以心为君，他说：“心为天君，神明出焉。众人以物为君，……以心为使令，故终身役役而不知我之何存。圣人以心为君，……以五官为臣，故外欲不入谓之关，内欲不出谓之扃，终身泰然而不知物之可营，未有天君不居其所而能基道凝道者也”(《默觚上·学篇七》，《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一八页)。这是理学与道教徒的混合思想，“神不守舍，物乃为茁，敬除其舍，道将自来”，是道教徒的修炼方法，也为理学家所接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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