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外洋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详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洋犯。然货船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且国家律例，蒙古化外人犯法，准其罚牛以赎，而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

“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陷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材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丽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洋，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府众，其于救敝，不亦辽乎！”(《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一八五——一八七页)

他是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是非得失。他以为林则徐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主要原因在于不了解敌情，英国和中国不同，在各方面考察他们并无“悖心”，也就是他们并没有侵略我们的用心，况且对待外人不能象对待国人那样，清朝对待蒙古，蒙古人犯法准其罚牛以赎，就是照顾到不同情况，对待英人也应当如此。平定天下大难的人，每身陷天下之至危，所以犯天下之至危的人必须预筹天下之至安，当时清廷还没有战胜英人的具体条件，既不能知己也不知彼，既无战备又无人材，是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评论有是处，当时朝廷对西方事务之茫昧无知，是长期闭关政策的当然结果，但不能把责任委之于林则徐。他是当时比较了解西洋的人，他也曾经编译《四洲志》，他的抗英斗争是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至于“卒激沿海之大患”的结果，当时的腐朽朝廷和颟顸的疆吏应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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