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所以说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因为他们捍卫了诸夏而攘夷狄。由后一说观之,七雄、嬴秦罪在一时而功在万世.封建、郡县互有优劣,总起来说,嬴秦之功大于过,罪在一时而功在万世。他总是在退一步进两步,在封建社会他能否不退此一步而进?那是法家的作风非所语于公羊学派,魏源坚持不变之道,不易之易,这给清末统治者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了理论基础,用魏源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以经术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他说:
“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日兵刑。曷谓道之资?日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进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声音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二三——二四页)
有所谓“道之器”、“道之断”、“道之资”,道是不可变的,而器、断与资是可变的。道之形于事谓之治,道之笔于书谓之经,而士九年通经后可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诗》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这是通经以致用,大有别于训诂考据,而《周官》可以致太平,也是西汉经学的传统,东汉后,《周官》古文经甚至被诬为伪书,不可能是致太平书。魏源究竟是一个公羊学家,他有时接近法家,有时则退转到正统派儒家的立场,但先秦的儒家、法家都主张中国统一,公羊学派更是鼓吹大一统,三世说的核心问题是造成一个大一统的理想天下,魏源刁:此也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问题上,他主张抵抗,在鸦片战争的问题上,他是禁烟派的代表人物,他坚决支持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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