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当时，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原有学者的学术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等便利条件，促进了汉学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他们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走向鼎盛的。
总之，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汉学。如果只从文字狱的推行来说明乾嘉汉学的产生，许多问题便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惟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汉学。因而，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汉学的产生与兴盛难以成立。
但有些论者批评将乾嘉汉学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忽略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不过，如只强调从学术本身发展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汉学的产生，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位置，则又忽略了乾嘉汉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代的“太平兴国”以及明代的“文宣之治”等，而那时并未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惟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乾嘉汉学?以此逻辑推论康乾盛世似与乾嘉汉学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盛世虽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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