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急于向海外扩展势力，这为基督教向东方传播提供了条件。与西方商人、海盗几乎同时，基督教十字军的探险家们，也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并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内地。在这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士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媒介，取得了中国统治者的欢心，获准在北京居住和内地传教。继天主教之后，俄国东正教也于1715年派遣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并在北方地区设堂传教。由于清廷允许传教，在华的天主教、东正教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以天主教为例，到18世纪初，全国就有天主教堂300余个，教徒30万人，传教士166人。（注：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1929年版。）
面对天主教势力的迅速发展，清廷逐渐感到不安，加上传教士经常进行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特别是1704年罗马教皇下达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七条*，终于促使清廷下决心禁教。从1720年开始，传教士被勒令回国或送往澳门，教堂充公或改为公所。据载，全国的300余处教堂，除少数被教徒代为看管外，其余全部改为公所，天主教在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年版，第260-261页。）然而，清朝的禁教并没有造成如景教在唐代那样的结局。天主教势力还是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活动着。基督教新教也在19世纪初东来，活跃于澳门、广州一带，从事出版报刊、创办学校、培养传教士等活动，为打入中国内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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