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政府对传教采取承认现实和默许的态度，但毕竟还没有正式的认可。传教士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潜入内地，但还是经常受到来自民众甚至是地方当局的抵制和反对，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例如，1856年著名的广西西林教案，传教士就受到了官方的惩治。至于来自民间的反对，则不胜枚举了。鉴于这种情况，传教士强烈希望获得在内地传教设堂的权益。他们认为，“基督教来自上帝，整个中华帝国都在上帝统治的范围之内，我们奉命要对全中国传教，就应当容许我们在整个中国传教。”（注：《教务杂志》，1869年7月，第51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他们“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扩大他们的权利，以便进入内地旅游和定居下来，并正在计划尽快地能在重要的中心地带开始传教事业。”（注：汤普生：《杨格非传》，伦敦1908年版，第145页。）传教士的这种夙愿，最终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实现。
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辱，亦不可于安分传教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馆与内地治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
接着，美国、英国、法国都紧效俄国之例，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毫不例外地加上了允许本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地方官应加以保护的条款。伴随着传教权的获得，购地置产，建立教堂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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