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基督教传教士重新合法地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有着深厚的基础，相对英国来说，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比较少，故扩张教会势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因此，法国传教士充当了冲破中国禁教壁垒的先导。1844年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地方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2页。）1844年12月，道光帝又准耆英所奏，弛禁天主教。随后又明谕发还康熙末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教堂。于是，查禁了120余年的天主教又重新许可在华传教。但根据条约规定，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三，第2880页。）即使到口岸地区游历，也只能“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第3136页。）仍然有着一定的限制。然而，蓄意要把十字架插遍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当然是不愿意遵守这种限制的。他们千方百计向中国内地渗透，而战后的清政府，对于传教士的这种行为，也只有采取承认现实和默认的态度。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确立内地传教权之前的短短数年里，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已遍布中国的20个省区，连京畿重地北京也不例外。其中，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内地的人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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