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书》之后，“中国热”随之兴起，“中国学”也正式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中庸》(以《中国*道德学》为名)、《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通史》、《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中国哲学》等，其影响所至甚至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
由于中西文明是在极不相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进行接触和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碰撞和波折。其中最为持久的一次碰撞，就是由基督教内部“门户之争”而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士出于“礼仪之争”的压力，想通过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以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以写了大量的报告、书信、著作，来宣传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和业绩，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和“东学西渐”的势头，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整个东方的知识，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自此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不再是通过种种不可靠的传闻而获得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在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中，起初很少有法国人，但自从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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