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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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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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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华夷杂处”的事实，这是对“华夷之辨”的直接挑战，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梦，这一震动波及整个思想界。其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颇受皇上恩宠，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在洋人面前却一触即溃，根本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这也给国人予强烈的刺激。同时，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人有更深切的感受，由此，40年代初期兴盛的“经世致用”的思潮又复泛起，面对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敌人，寻求自强之方成了时代的主题。在体制上，《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再一次将西方的外交体制、税收体制等强加给清政府，清政府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权机构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由此，在国际环境的巨变和强烈的民族危机的压迫下，在“经世致用”的思潮的牵引下，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勃然兴起。诚如邵作舟所言：“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士大夫之好，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以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注：邵作舟：《纲纪》，《邵氏危言》卷上。转引自冯天瑜：《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在这种历史环境下， 清政府的外交观念和外交体制也开始向近代外交体制转换。&nb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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