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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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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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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中原王朝有义务确保受其册封的王朝的统治理地位，无偿地替他平定内乱，帮助其抗击外患。这种传统的外交体制缺少以国际社会存在为前提、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近代意识，而是以“家天下”的观念来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宗藩关系”的体制下，“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外交关系则是以“利”为最高的价值指向，以强力为后盾，用军事侵略、行政控制、经济渗透等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因此，在近代外交中，外交是本国*的反映，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本动机的。（注：Alexander Deconde,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harles Scrifner""s Sons, 1963, pp1—2.）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多次军事交锋和艰苦的谈判，清政府内部主持外交的洋务大员如奕訢、李鸿章等已开始认识到西方外交观念与中国传统外交观念的差别。首先是对外交与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初，奕訢就已经看到，外交关系，或和或战，必须与实力为后盾，必须“有所恃”。他在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2674页。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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