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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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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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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是“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外国人才会“乘我之虚弱”，也才会“为其所制”。（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2675页。）同时，奕訢也看到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伏查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太平军和捻军—引者注）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九，第2914页。）所以要“不使受制于是人”，就必须购买外国船炮，派大员训练京兵，“为自强之计”。（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九，第2913页。）这些观念，是奕訢办外交之所得，也是对传统的外交原则的突破。从此以后，实力而不是“夷夏之防”成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是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就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倘若外国要求之事有“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引万国公法直斥之”。他称：“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决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9页。）此外，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 郭嵩焘等对国家主权观念也有较深刻的认识。
第二，大量译介国际法，并用它来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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