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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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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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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外交礼仪、外交程式的近代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中外接触的日益频繁和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成立，清政府在对外交往的礼仪和外交程式上也逐渐趋新。如各国公使上任后、御任前，都必须拜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平行的礼节接待他们，或款以酒果，或设筵招待，并随后予以回拜。在交涉方面，总理衙门承担着遇事同各国公使直接谈判的职责。公使有事需到署公谈，必须先致函确定日期，由总理衙门官员届时接待。双方会谈的内容都必须记录下来，以备随时参考。双方的文书往来有照会和节略，而谈判的结果是以换议定书、签字笔录等方式定案。（注：参见叶翔凤：《中国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此外， 同治帝以五鞠躬的形式接受了西方使节的觐见，也是外交礼仪近代化的重要表现。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洋务运动是晚清经世学者提出的“师夷长夷以制夷”的实践者。正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从事洋务的清朝要员和洋务派为适应中外关系的新形势，对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进行了调整，初步建立起一套近代化的外交体制，从而促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然而，这种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是在“经世致用”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其必须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的局部改造。但是，西方近代的外交体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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