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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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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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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外国公使驻京的恐惧。在中国传统外交中，严“夷夏之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外谈判，咸丰帝认为危害最大的是公使驻京，多次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设法消弥”，此后在税则谈判中还试图用关税来换取外国公使不驻北京，但最终因西方列强的坚持而未果。1861年4月， 普鲁士公使艾林波到天津要求与清政府签订和英法俄美等内容相似的条约，清政府先是派崇纶到天津会同崇厚等与之谈判，设法阻止他进京，其后又与其就公使驻京这一条款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后被迫允许其五年后驻京。（注：事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四至卷八十相关内容。）互派使节是近代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1861年的北京虽然已有了驻英、驻法公使，但是清政府仍尽力阻止外国公使来华，这是传统的“夷夏之辨”对近代外交的本能的抵制。
其三，在对外交涉中对外国使臣态度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因此以处理对外关系时，藩属国的态度是否恭顺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已经彻底丧失，然而在对外交涉中对外国使臣的态度仍然过分地重视。例如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曾有商队准备到北京进行贸易，这是条约的中文本未曾记载的。清政府与俄国使臣之间进行了多次的商讨而未有结果。总理衙门曾接俄国来京公使巴里玉色克在恰克图所发照会辩论北京贸易之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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