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又有包括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这样一批“洋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郑观应、唐廷枢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一范畴。然而，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推动洋务运动蔚然兴盛，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波。 

一 

　　因国际环境剧变与民族危机而崛起的洋务派无疑是那一时代最为充分表现民族自救意识的文化群体。然而，洋务派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面前“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１］。毅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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