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巨擘曾国藩、左宗棠来自湖南，而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乃是“留心经济之学”。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宏力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２］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早期湖湘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式青年时即以“畅晓军务”著称，在他看来，“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者，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３］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朱熹曾批评“湘中学者之病……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４］，此说恰恰从反面揭示了早期湖湘文化经世务实的特色。清初，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创立起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５］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更加盛行于湖南。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湖南籍经世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风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家之巨擘。”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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