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是洋务派的普遍思想性格。有了这样一种面向实际的精神，方有洋务派治国、治军、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努力，更有对西政、西艺、西学的大规模引进与“供我策遣”。假如说，十九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从自己的肌体中产生促使自己新生的因子，那么，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催化剂。洋务派务实风格的文化意义全然在于此。
三
经世实学既以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为内在精神，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时加以调整，以适应客观的变化，变易观念因此成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多由洋务派大吏幕僚出身的洋务思想家是“变易”说的积极鼓吹者。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深刻贯穿了“究变变通，此其时矣”的变易思想，他在《收贫民议》中鲜明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一思想正是洋务运动藉以展开的重要思想依据。与冯桂芬相应合，王韬著《变法》一文，开篇即引用《周易》的“穷变通久”说。郑观应论证变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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