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一翼的洋务大吏，中枢人物李鸿章也屡屡申述“变易之道”。在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清廷海防讨论中，他引述《易经》关于“变通”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３６］，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鸿章所谓的“不可泥成格”，“不可不开风气”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谈变易，而是以西方变中国，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３７］对于传统儒学的夷夏大防的观念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理论基础便是《周易》曾系统阐发的因时变通之说。 

　　然而，与儒学的保守性格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周易》在阐发“穷变通久”观念的同时，还强调宇宙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划、有秩序的，变化正是在这秩序中体现出来，诚所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中矣。”后来，郑玄作《易赞》及《易论》，把《周易》所阐发的“易道”概括成三层含义：“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指掌握了宇宙变化的总规则，预测人生变化就简单明了；“变易”指从宇宙万物到社会人生永远变化不息；“不易”指变化的规则、秩序不变，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类。在“易道”变与不变二重思想的浸润下，洋务派的变革主张也以“变易”与“不易”相结合为内核。郑观应便一再强调说：“中，体也，所以不易也。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所谓变易也，圣之权也。”“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