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之理”［２４］。“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基于“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曾国藩为京官之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巨”［２５］。他所倡导的“自强之道”也决不空鹜虚渺，而是“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２６］，来得十分切实十分具体。在这样一种精神风格的支配下，以曾国藩为前导人物的洋务运动将近代经世实学推向气势磅礴的高峰。
和曾国藩的思想进路几相一致，左宗棠自青少年时代便不专重制艺帖括，而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左宗棠晋京会试，他在答卷上写道：“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辩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射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２７］其锋芒直指流于空疏的宋学与烦琐细碎的汉学。与“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的陋儒不同，左宗棠在三度会试不中的情况下，绝意仕进，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他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时务。”［２８］又在给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是名世。”［２９］由于左宗棠４０岁前在“有用之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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