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湖南湘乡的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先导者。自青年时代起，他就“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６］。在给诸弟的信中，他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７］，其经世济民的志向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曾国藩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８］。在经世之学的钻研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经世学者一是王夫之，一是魏源。曾国藩对王夫之非常崇敬，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从王夫之关于治国行政、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的宏论中充分汲取营养。正是在曾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予下，《船山遗书》得以大规模刊刻，传遍海内。对于魏源的经世著作，曾国藩亦十分关注，在其家书和日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圣武记》又阅一编毕，昔年在京阅过。”“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９］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曾国藩专折奏请以魏源入祀江南名宦祠，可见他对魏源的由衷尊重。王夫之、魏源都是湖湘文化中经世学风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正是在继承他们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波澜壮阔的洋务大潮。 

　　曾国藩对经世派前贤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慕，左宗棠却有幸与道咸间湖南著名的经世人物发生多方面的亲缘联系。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他结识了贺长龄，贺长龄称他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史，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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