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洋务运动的殿军，其一生文化活动亦以务实为宗旨。他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３２］并鄙薄那些“不识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他向士子指示读书路径：“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史学切用之大端者有二：一事实，二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事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书读近今者。*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有用”；“地理考今日有用者。……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３３］。这些指导既凝结着历代经世学者的丰富经验，又包含有张之洞本人“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的独到体会。 

　　郭嵩焘与王韬在“实学”的意义上也多有阐发，由于他们曾游历国外，其论述往往带有比较文化的意味。如郭嵩焘考察欧洲文化后向国人介绍，“ 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政务、学问皆“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以粉饰为国有之常规”。其差距自然是一日千里。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告诉国人：“英国学问之士，皆有实际，其所学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可以起而行也。”虽然，用中国传统的实学概念来概括西方文化未免不伦不类，但这些言论足以映现郭嵩焘与王韬思想中“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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