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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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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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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有“汝曹尔等各语，词意极为桀骜”，恭亲王奕訢就派人到俄国使馆“责其不知礼义，有意傲慢，将照会掷还”。俄国官员只好承认是翻译错误，重新翻译后送来。（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59页。）俄国公使到北京拜会总理衙门后，奕訢等到俄国使馆回拜，特别上奏给皇帝说“该使执礼甚恭，语言亦极驯顺”。（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61页。）在中普两国关于驻京的谈判中，清政府对艾林波的态度更加重视，将其递给崇纶、奕訢的照会中“不驯之词”一一指出，艾林波补递照会后，删去“不驯之词”。奕訢等详加查阅，“词句驯顺”，“已无骄矜之气”，故而“权从允许”。并且认为“盖彼既以礼相求，似亦不值为此一二年，徒多争论，致生枝节”。同时，奕訢还得出结论“原以抚驭外洋，不能不刚柔并用，藉以先消其桀骜之气，然后再相机转圜。”（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45页。）此外，在对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清政府也十分重视他们的态度，一旦“态度恭顺”，便相机“允其所请”。
其四，对条约的恪守。在国际事务中，条约作为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并确定其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国际书面协议，在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西方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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