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
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
|
|
面对着更加纷繁复杂的中外关系，直接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官员们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开始逐渐发现，西方国家处理对外关系也有一定的准则，那就是国际法。于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派开始有组织地正式将国际法翻译介绍到国内。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的两个主要翻译机构。据傅兰雅的《江南制造局翻译西学事略》记载，该局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共译介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7 部44本，其中公法交涉类2部26本。同一时期，京师同文馆共译西书25种， 其中国际法与外国法类就占了5种。 在这些译本中以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所译的《万国法》影响最大，恭亲王奕訢曾专门拨银500两， 将此书于印了300部，发给沿海督抚以备参考。（注：参见侯德彤：《论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东方论坛》1996年第2期。）同时， 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开始学会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外交事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曾纪泽的《中俄伊犁条约》的谈判，充分运用国际法和外交知识，挽回了大量的损失。
第三，近代外交机构的设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这种新形势，身系“抚局”大任的奕訢等人鉴于“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特别是外国公使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故而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对外事务。同时，因为新增口岸多处且遍及南北，拟在天津新设立三口通商大臣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