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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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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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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的五口通商大臣一起掌管通商事务，旋即得到批准。总理衙门后来逐渐取代军机处，权力范围扩展到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但从总体上看，仍是一个既有与西方外交体制相似，又有传统的封建因素的外事机构。此后，1875年，清政府又借“马嘉理事件”派出了首任驻英公使，随后又陆续向日、法、美、德、俄、西班牙和秘鲁等国派驻了使节。同时，使臣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郑观应就认为“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捍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注：《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郭嵩焘也提出：“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期使臣相以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不能不加研考，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注：《郭侍郎奏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58—1259页。）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对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以及出使人员的俸薪等作出了规定，中国的使节制度初具雏型。由此，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渐趋于完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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