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作为废纸，方不照行，此地球公法也。查中英天津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同时，他禀请南北洋大臣，请以此为根据咨明总理衙门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他自己也多次与英国驻宁波领事晤谈。英国不愿开罪法国，初不欲明言保护舟山，迨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扬言要往占普陀，才声明“英有保护舟山之约，普陀亦属舟山，如法果往占，英愿助中国驱逐”。（注：文见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上，页16。）薛福成这一举措是十分冒险的，他自己也清楚：“若中国毫无备御，而求助外人，固多流弊。”只因军情紧急，势无万全，他才出此下策，但其本意“非欲必得英助，不过藉以牵制法人”（注：文见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上，页9；卷2，页13。），幸亏法军并未进攻舟山，英兵也未真的助保舟山，（据薛福成猜测，英法两国领事私下达成了协议：“法不犯定海以激英商之怒，英亦不明言保护定海以挠法事。”（注：文见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上，页16。））他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建议驱逐或逮捕留华不走的法国公使巴德诺脱(Jules Patenotre)。依照国际法，两国间如爆发战争，战争开始后交战国双方之间即断绝外交关系，应将各自驻对方国家的外交代表撤回。但是，中法战争爆发后，法使巴德诺脱没有离华返国，而是“留居上海之租界，暗中侦探消息，购募汉奸，办运煤粮，散布谣说，为害甚巨”。薛福成认为，巴德诺脱逗留中国，“侦我虚实，制我要害，听其所为而不之禁，窃于古今两国交兵之例，未之前闻。”“巴使所居，虽名为法租界，然仍系中国之地。按之公法条约，无两国业既开战，而使臣仍居其地者。即指名擒捕，或限期驱逐，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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