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１８４０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帝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无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时间里，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就是虚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无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１）］由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虽有外交，却是“没有一定外交方针的外交”［（２）］。这似有些道理。外交方针既无定数，正确的外交政策，长远的外交战略更谈不上。但据笔者看来，这只说到了问题的表层：若深入进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外交方针、政策、战略都是有的。此处拟着重讨论它的外交战略。外交方针和政策皆由外交战略决定，不管它们怎样变化、有无定数，都是为这个战略服务的。
近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和戎”或称和战。这是洋务派的外交思想，也是主持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提出和实施的外交战略。按他们的说法，和与战互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实际上“和”是主流，是本质。所谓“戎”即战备，是推行“和”的一种掩饰物，顶多是一种愿望。“和戎”，实际上就是维和——维持和局，这就是近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外交战略。
有人认为，“和战”仅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战术和手段。在谈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时，有人称：李鸿章的和战论，“是一种权宜之计”，“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３）］就是说是一种具体加以运用的外交策略，而不是外交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全局性的谋划。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即国家在外交领域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的方针任务，而外交策略则是为实现外交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两者比较，战略表明全局和长远利益，策略反映局部和当前利益。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所力主的“必须和戎”，显然不是一时的需要，而是要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和倾其全力要实现的目标。李鸿章说过：“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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