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成为“和戎”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基础既有其理所当然的一方面，但也有一个探索寻求的过程。以李鸿章而论，他就是在观察、体验和比较中逐渐省悟到运用儒家思想于外交战略的。１８６２年上半年，他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的，无奈之中，他又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的途径的地方。因此，他主动与洋人接触交往，这虽带来“烦扰”，但能“因此气脉贯通”，所以，他乐此不疲。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他还细心观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与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１２）］，该刚则刚，该柔就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这四个字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极为博大，有许多积极的内容，也有不甚健康的成分。洋务派外交家能吸收儒家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用之于外交指导，表明他们深谙儒家思想的真谛。曾国藩被誉为一代理学大师，他就曾思索并探究过如何把儒家思想的某些内容用之于中国近代外交，并有所心得。孔子说过的“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对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对此作了解释和发挥：“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慎；此二句者，无论彼之或顺或亡，我当常常守此勿失”［（１３）］。作为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自然要严尊“师训”，加之自己的探索、实践和体验，自会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来构建他的外交战略。所谓“诚信相交论”和“循理外交”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演绎出来的。

李鸿章和他的主要幕僚如郭嵩焘、冯桂芬等积极鼓吹“循理外交”，并竭力加以推行。在他们看来，这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崇焘提出：“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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