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更具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此事先由曾国藩继由李鸿章师生两人处办。他们都知道，教案的起因是崇厚一贯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即发，不可收拾。至于火烧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教堂，打死洋人、洋教士２０人，实属不该。因而他们定下处理此事的方针是：“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１８）］不论势之强弱是假，他们甘心认曲，实出于对势之强弱对比的考虑。这次开罪的不但是法国，也触怒了英、美等国，使他们感受到了威胁，而且各国军舰集聚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强迫清政府镇压反洋教斗争。故尔曾国藩定下“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的方针，拟将天津地方官治罪，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在列强联合势力威胁下，曾、李自认理“曲”，按列强的要求“弹压士民”，“议恤赔偿”，以换取法国等侵略者“惬心”。他们认为此事的了结是“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真是甘心失败呵！
大兵压境，无理可论，一败涂地。当然，也有不甘心失败的时候，这是在列强大兵压境，“势”不能比，“理”无处论，“以夷制夷”之法不灵，机关用尽之后出现的情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视为典型例证。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侵略战争，是由日本蓄意挑起的，是非曲直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在一个武装到牙齿且有意以战争相加的敌人面前，哪有理可论呢？这里讲的是“势”，是力，是军力。日本为这场战争早有了准备和筹划，中国不仅毫无应对之策，甚至在战争将起时，统治集团内还在进行“主战”与“主和”之争，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主流派（即“后党”）不敢面对战争，定下了“保全和局”的方针，且把*注押在列强身上，重新玩起“以夷制夷”的故伎，想依靠“西夷”的干预，迫使“东夷”住手。李鸿章先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希望落空后，又转求于英国，乞求它出面调停，然英国根本不愿置身于中日争端。至于美、德、法诸国列强，无一不是如此。“以夷制夷”不成，无人论理，也无处讲理，只好在“力”上比高低了。在军力对比上，中国本来就属弱，李鸿章手中的两张王牌淮军和北洋海军，他又不肯轻易拿出冒险，因此，他决定以保全实力为准则对付日本。在没有下决心打仗，也因此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陆战兵溃，海战舰毁，日本从陆上和海上对中国均形成大兵压境之势。既无理可论，也无力可比，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和谈。其实，事已至此，已没什么可谈的。中国所要做的，不过是在日本人已准备好的条约上签字而已。面对惨败的现实，李鸿章不得不认了。他所能做的只是“斟酌轻重，力与辩争”，“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而已［（１９）］，最终还是只能在割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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