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和戎”外交战略及贯彻与此相关的外交方针与政策中，洋务派的外交家们可谓竭尽努力。渗透儒家思想的“循理外交”强调的是势、理、情三个要素，实则主要是势、理两个字。遵此外交方针处理外交事务就是巧妙运用势、理，从运用中表现出中国洋务派外交家的外交艺术。所谓“理”，指是非曲直；而“势”，则指力量强弱。我国与列强双方“理”“势”的优劣，李鸿章等人极为清楚。“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论“势”我不如人，而洋人持其势强往往论势而不论理。我国受到列强欺凌、侵略，进行抵制和抗争，应是占理。我国势弱却有理，因而常以理相抗争。从整体上说，我国势弱，但在局部，在对某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时，也可能势强，因而既论理，也讲势。由于对势与理的权衡与运用，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形。

有理而不示弱，成功。李鸿章主持的与秘鲁的订约谈判及其结果，便是成功的一个事例。１９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以各种名义从中国沿海口岸掳掠大量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及太平洋各岛，当奴隶贩买。有大批华工被贩卖到秘鲁，在那里受尽虐待和折磨，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西方记者都承认“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１６）］。他们的悲惨处境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１８７３年秋，秘鲁政府派葛尔西耶来华商定通商条约，总理衙门派李鸿章与葛氏就秘鲁虐待华工之事进行交涉。李鸿章在权衡了“理”与“势”的情况后认为，秘鲁拐骗贩卖华工，为“中国百姓所恨，亦万国公法所不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理直理顺，不患无以应之”。而秘鲁“规模狭小，百务废驰”，“国贫势弱”，远隔重洋，构不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故而他在谈判中据理相争，其间虽有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说情，也无松动，迫使秘鲁作出了“实力保护”华工的保证。中国与秘鲁的条约大体上是个互利的条约，在列强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时候，尤其难得。只可惜，这样的事例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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