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他又说，“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为之，无不可了。”［（１４）］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一为理，二为势，三为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人们要善于适应形势变化而把握理，据理办外交。冯桂芬就“理”说得更为深刻：“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１５）］李鸿章不仅接受了“循理外交”，而且身体力行，多有发挥。他说：“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势不能达到目的，据理相争，理尚不能服人，就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如是，就能妥善处理中外交涉中的各种纠纷。可以说，他把三者的关系及其运用阐述得极为透彻。他正是依据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来办理中国的外交的，即贯彻“循理外交”方针。
他还把贯彻这个方针的要领归为一个前提、四个分寸。即：不失和。这是前提，也就是坚持以“和戎”外交战略为指导。只有维持和局，才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持和平的环境，得以有“自强”的机会。在这个前提下，与洋人交往，须把握四个分寸：以理论理。洋人常讲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中国则要求各方面都应遵守这些公法和条约而不能例外，以维护我国主权。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从则从，不能从者婉慰。论理不成，洋人要压你屈服，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不伤此准则，可从；有伤，则不能从，须用婉言慰藉。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洋人每张口索要权益，我仍以中国主权、权益为准则作为衡量，不大损就许，有大损，就要拒绝。当屈则屈，该伸则伸。列强十分贪婪，欲望没有止境。同他们打交道，要善于屈伸互用。何时屈何时伸，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为依归。“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为保宗社，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妥协、屈辱皆能接受。“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这些无不体现出儒家思想特别是它的“交邦”之术在近代外交中的运用。
“和戎”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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