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鉴于此，这位主张将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移设上海的封疆大吏不避“饰词推诿”之嫌，反对由两江总督兼任此职，认为：

“两江总督驻扎江宁省城（即今南京——引者），今因城池未复，暂驻常州为后路策应，筹济饷需，弹压地方，一俟克复省城，即须前赴江宁办理善后，势不能时赴上海。设该夷酋借口有事，与钦差大臣面议，径来臣所驻之处，或遣夷官仆仆往来，骇人耳目，似多窒碍。且该夷近来蔑视督抚，倘因不能如其所请，仍欲进京与大学士尚书面议，巡抚系同官一省之人，虽出排解亦属无益。”〔40〕他主张：“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倘有彼此龃龉之处，于督抚二人中酌量一人飞棹前往，为之设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41〕

然而，昧于大势的清廷旨趣全不在此，认为：“前因广东距京ｄｉàｏ＠③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兹据奏请简派专员，驻扎上海，议给养廉，以崇体制。至总督距上海较远，事来亲身目击，恐措置失宜，并恐该夷遣人往来，似多窒碍等语。从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应不灵。现在抚局尚未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42〕于是，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终为两江总督所兼。

但是，清廷的一片苦心并未能阻止住西方人进京的决心。 185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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