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发轫，史称“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并授命以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也就成了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并被称为“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从昏睡中惊醒，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羁縻”手段。于是，在遥距京师的广州，奉命“驭夷”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很快与试图建立新的中外交往关系的西方人陷入了外交僵局。
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侨约有300人。他们自朝贡时代起就被限制在城外沿江800英尺、面积约4英亩的十三行地区。〔1〕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被久拒于城外的“夷人”终于提出了入城的要求，但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
广州人恨西方人，固然是因为战争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痛苦，而且还使他们蒙受了因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外贸垄断地位丧失而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但其中，也不无来自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和成见。然而，无论是战争造成的怨恨，还是固有的夷夏成见，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正是它资以“驭夷”的“民气”。为此，清廷明确谕示：“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2〕
于是，答应西方人2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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