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清廷即授内阁学士兼署刑部侍郎黄宗汉为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驰粤赴任。由于当年广州绅民反对“夷人”入城的敌忾同仇之势给清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廷同时密谕在籍的户部侍郎罗ｄūｎ＠①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26〕，以便黄宗汉抵粤后，能“外示兵威，内借民力”，转圜事机。〔27〕以后，由于《天津条约》签订，广州的团练奉命约束、裁并，但其与城内英法联军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一心“想看到广州乡勇立即受到惩罚”的额尔金，遂决定利用上海税则谈判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去实现他用武力想达到的目的”。〔28〕
1858年10月7日，抵达上海的清方代表照会额尔金， 请其派人前来会议。 额尔金以黄宗汉仍在广州悬赏献英领巴夏利（ Harry Smith Parkes）首级为由，表示拒绝。 桂良等人于是不得不一面出示晓谕各地，俾知天津业已议和，中外民人应永敦和好，一面飞咨遥在广州的黄宗汉，嘱其毋再出示，并请知会罗ｄūｎ＠①衍等暂且停兵，俟上海税则商定。然而，额尔金对此并不满意，于10月9日照复， 非将黄宗汉去职，将罗、龙、苏三人特奉办理团练之权削去不可。奉命会议税则的清方代表顿感左右为难：“若不允其所请，不但他事不能商办，且恐立时决裂。”“若允其所请，又与国体攸关，亦不敢冒昧从事。”〔29〕不得已，于无可想法之中想出了一个“权宜救急之法”〔30〕，谎称“本大臣自出京以来，沿途访闻，两广督部堂黄办理一切，未能妥善，业于途次具折参奏，不久即可奉到谕旨，离任当不远矣”〔31〕。同时表示，愿奏请朝廷，撤去罗、龙、苏三人的团练大臣之权，“以示和好之至意”〔32〕。接到这一照会，额尔金才“心怀欣悦”，同意举行税则会议，并希望在上述两道谕旨降到之日，将谕旨转发阅看。〔33〕
然而，桂良等人的做法并不为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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