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赏识，认为：“若必尽遂该夷之欲，则是中国黜陟之权，外夷得而操之，尚复何所底止。”〔34〕但鉴于桂良等人已在额尔金面前撒了谎，并在事后补了一个参劾黄宗汉的奏折，清廷不得不顺其所为，另发谕旨，“使夷人闻之，知桂良等并非诳语，以安其心，而示之信”。〔35〕惟该谕旨并未将黄宗汉等人调任、革职，仅将其所办原委及现已停兵之处说明而已，桂良等人当然不敢将该谕旨向额尔金出示。于是，“权宜救急之法”因此成了滑头外交而终遭西方人的强烈抗议。
额尔金表示，不将黄宗汉及罗、龙、苏三人撤去，概不与议。急于挽回公使驻京等条款的清廷闻奏，马上在1859年1月29 日下谕：“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ｑí＠②领接办。”〔36〕于是，常设广州几达15年之久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终于移往上海。
三
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从广州移设上海，固然是清廷为阻止执意进京的西方人而不得已采取的又一“羁縻”手段，但它客观上也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在中国对外贸关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海的外侨已从开埠初期的25人增加到400多人， 超过了广州；〔37〕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 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38〕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不仅在黄浦滩头辟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租界，而且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日益把这座东南滨海县城视作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因此， 1859年2月，奉命兼任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在《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折》中这样写道：
“上海为各夷聚集之所，应办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褊急，凡有照复事件，俱限以时刻。钦差大臣驻扎处所，若相离上海稍远，文报往还设有迟误，已多饶舌。而事未身亲目击，倘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节。故臣前有钦差大臣驻扎上海之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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