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桂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额尔金的拒绝：“查天津所定条约各节，概为本大臣万不能更减，理合切实详言。至于此条（指中英《天津条约》第3款——引者）所载，大英特派大员，或入京长住， 或随时进京两端，应否如何，独归君主择定。……贵国向于外事，俱委离京远住之钦差大臣办理，以致历与各国大员每有不洽事故，适欲转陈伸曲，而朝廷仅据钦差大臣奏闻为信……今我国大员遇奉君主谕命入京长住理应遵行一节，既为条约已定之宜，贵大臣欲以画限，则本大臣一言一事，殊不能自允照行。曾已缕述容复布告外，缘顾此条，其志如何重大，亦难轻于奏请限除，盖其要旨，总由以本国大臣在京长住，实当贵国存诚守信，彼此修和之据。”〔22〕
额尔金的态度，使桂良等人感到“办理甚难著手”。于是，他们只得抓住该条款中“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这一“原属未定之词”，与之反复商议。〔23〕结果，说至再三，额尔金才表示：“如果当明年女王陛下政府大使在北京被有礼貌地加以接待来互换批准条约，而天津所订立的条约的所有其它细节又完全得以执行，这自然可以作为一种权宜的处置办法，女王陛下在中国的代表可以在北京以外其它地方驻节，定期对首都进行访问，或是仅仅由于公务紧急的需要不时地访问一下。”〔24〕
然而，清廷对此并不满意，上谕迭至，辞气严厉：“前次准将钦差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则进京之后，如何驱遣，岂不与驻京无异，又何必改钦差于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25〕
正当折冲甚苦之际，1859年1月， 传来了新任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黄宗汉在广东继续与英人为难的消息。额尔金闻讯大怒，当即照会桂良等人表示抗议。
原来，早在1858年初，当广州失陷的奏报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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