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闻奏大怒：“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与该夷会议，原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前经叠次谕令遵照内定办法，本月初七日复严切寄谕。桂良等接奉历次谕旨，自当激发天良，力图补救，若仍毫无把握，不过希图塞责，自问当得何罪？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4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4项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从，若仅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贻患无穷，断难允准。何桂清受朕厚恩，亦当与桂良等筹议，计出万全，岂可专听属吏之言，自贻罪戾。”〔18〕

清廷的严谕，使在上海的清方代表跪聆之下，惶悚异常。无奈之中，他们不得不于10 月 22 日硬着头皮备文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建议将上海作为办理各国事务之地，以挽回清廷最忌的公使驻京这一条款：“驻京一节，诸多未便，碍难照行，当时在天津匆匆议定，不及细述颠末，此时商办税则，正好将此不便之处详细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将来办理各国事务，改由上海商办。”〔19〕

其实，早在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胁迫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前去谈判时，就有人提出过相似的建议：“伊意在津门立官，亦不过希冀遇事迅达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改在上海，而上海另立一专办夷务大员，如粤海关监督之类，随时有事，可以代其上达，伊即可将津门设官一层消歇矣。”〔20〕但这个建议当时并未引起清廷的注意。如今，面对“为患最巨”的公使驻京这一条，清廷不得不同意了桂良他们的办法，表示：“如果说定时，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将钦差移至上海，专办通商事务，以后各国如有商办之事，即在上海商办，广东仍照旧通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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