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入城的耆英被召回了北京，而被认为“办理海疆诸务，颇有定见”的徐广缙、叶名琛相继上任。〔3 〕面对找上门来的异族使臣，他们或虚与委蛇，或峻拒不见，使对方提出的新要求每每无法如愿。而在清廷的嘉许下，由当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广州民众拒绝外国人入城的斗争，则更使西方入侵者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进不了这座住有众多中国官吏和世家大族的省城。
为了摆脱上述这种困境，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急于在中国扩张侵略势力的西方人日益把外交的目光转向了北方的紫禁城。
1850年五六月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将本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为广州入城一事致清朝大学士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分别经上海、天津转递北京。照会称：“照得贵国粤省钦差大臣徐（指徐广缙——引者），因向取用词旨，设立方法，均似中有贻危两国和好之处。竟将体格字样皆失礼义之公文，欲札行驻粤领事官，其势我大英内阁各大臣，不得不转达贵国各大臣知照，深可痛恨！”照会表示：关于入城一事，“大英国家情愿简派大员，驰赴京都面议，商订其事。大清国家如果乐从，烦将是否妥合缘由见复，切所深幸也！”〔4〕
1853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也由粤抵沪，以国书难投为由，要求两江总督将其致清朝大学士的照会代呈进京。照会称：“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欲寻钦差（指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引者），未获面会，徒虚盼望。因在广东等候日久，乃照条约31款，已来上海，欲远交两江总督代呈，又值南京多事，未能转交。”照会认为，“其弗获将此书交钦差及别大臣者，由朝廷不欲外国大臣驻京，如此极难为本大臣矣。”要求清廷明确指示国书投递办法，并表示，希望能“得大皇帝准令进京陛见。”〔5〕
然而，西方人的这些外交努力，在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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