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被武力逼到谈判桌上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已不再是双方讨论的焦点，而公使驻京问题，不仅是天津谈判中被咸丰帝称为“万难允行”的条款，同时也是派遣桂良、花沙纳到上海进行税则谈判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它是如此地重要，以致才派遣他们到上海来。”〔76〕咸丰帝甚至不惜以全免关税来阻止外国列强的这一要求〔77〕。由此可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是试图撇开鸦片贸易的*意味而把它归结为经济问题，这便是额尔金所称的“情况更完全两样了”〔78〕的真实含义；而对清政府来说，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加以注意的头号问题，也不再具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导火线那样特殊敏感的性质。中英双方在关于鸦片贸易的谈判中，对合法化这一基本点并未多费口舌，其分岐仅限于征收税银数目的多少和子口税的征收上面〔79〕。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对英国来讲是势在必得；对清政府而言，既是有此需求，又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一种选择。鸦片贸易合法化到此时，可称之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综上所述，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英国政府而言，是其一贯努力的方向；而对清政府而言，既是不得已，也是不自觉的一种必然选择。“咸丰以前之禁烟系为民除害，咸丰以后之禁烟徒借除害之名为救穷之计也”〔80〕。在面临的统治危机和道德原则面前，在合法化与原来“默许”状态的*之间，清政府选择了前者，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此后推行的“寓禁于征”政策实在于征，而不在禁，是为“救穷之计”。虽然在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又陆续颁布了众多禁烟条例，但较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更是形同虚设，“夫既抽厘税而欲绳之以重法，势必不能由是例为虚例”〔81〕。但中国国内反对鸦片的情绪却一直未曾消失，随着合法化之后烟毒的大肆泛滥，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又将兴起一场反鸦片高潮，直到1906年光绪重颁谕旨，才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鸦片的弛禁时期。
注释：
〔1〕〔2〕〔46〕〔47〕〔48〕〔57〕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择》，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页、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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