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咸丰帝登基后，许乃济曾提出的鸦片弛禁论又日渐抬头，诸大臣请旨开鸦片烟禁的奏折也逐渐增多。1851年初，御史汤云松就以“清狱讼”、“筹经费”为由，要求对鸦片“酌定税课”〔14〕。1852年，在清政府内部还因御史张炜奏折中所谓“烟案法重难行，拟请减刑加罚”〔15〕而引发了对于弛禁与否的再讨论。给事中吴廷溥建议“明定税额”〔16〕。这场关于弛禁的讨论，虽未及1836—1838年那样深入和广泛，但由此可见弛禁之议已再次发生，林则徐时代激于民族感情对鸦片的愤慨已被清政府所面３临的统治危机渐渐冲淡，上此奏疏的人也未再获得与许乃济同样的“即行休致”的下场。1855年，河南布政使英ｑǐ＠②更以漏卮日甚，大胆提出“法穷宜变”的四项办法：㈠鸦片“一律加重收税”；㈡外洋烟土与内地货物互相交易”；㈢“内地罂粟，听民自种”；㈣除职官弁兵吸食者永予斥革外，其余平民人等“概置勿论”〔17〕。至1857年，“有人主张在上海抽收烟厘，每年可得百万银”〔18〕，闽浙总督王懿德请“量予抽捐以济眉急”。1858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又“倡言弛禁之利”〔19〕，足证壬寅通商谈判前持开禁之议的朝臣甚多，而“维时朝臣众口一声均提倡寓禁于征、以征为禁之法”〔20〕，基本点便是将鸦片作为合法商品允其进口，公开征税。这些朝官的言论，为弛禁的实现奠定了广泛的舆论基础。而这些言论的出现，是同1842年后不平等条约制度下鸦片*的客观现实密切相联的。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未就鸦片问题达成实际的协议，只是在《南京条约》签定后，由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和英方特使璞鼎查达成了非正式的“默许”鸦片*的协议〔21〕。清政府其后也并未放弃禁烟，仍陆续颁布了一些内禁措施。而当时鸦片贸易的实际情形则是鸦片大量*，对外，欲禁不能；对内，则“名虽禁而实害仍存”〔22〕，且发展得愈来愈烈。鸦片*，给清政府的统治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第一，吏治腐败。没有官吏的参与纵容，鸦片这一违禁品的大量*输入是不可想象的。而同时鸦片贸易也成了吏治腐败的催化剂，“由于鸦片*所招致的贿赂公行，又由贿赂公行所招致的生活上的腐败与道德上的堕落，便使得皇帝及其官吏愈益丧失其支配权力”〔23〕。鸦片*虽不是导致清王朝各级官僚统治机构腐朽堕落的唯一原因，但自18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烟祸确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清王朝各统治机构的腐朽。容闳在上海海关任职时就曾写道：“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24〕。由于鸦片*的高额利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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