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设法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使鸦片作为合法商品输入中国”〔34〕。1841年5月， 帕麦斯顿又向新任特使璞鼎查发出指示：“为了保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5〕。《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仍一直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劝说清政府发布取消禁烟的谕令。1843年柏亭芝（应为亨利·璞鼎查），其后继者德卫司（Davis， 亦译为德庇斯）也利用外交手段于1844年提出此项要求。1848年英国领事又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提出开禁之要求〔36〕。1854年英国全权代表包令重申此项要求。1857年英国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给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的指示中，也要求他“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37〕。英国政府为何“时时皆以鸦片开禁为念”，屡遭拒绝而又屡次提出？
㈠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使英国政府不可能放弃鸦片输入这一重要的中外贸易形式。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没有关于鸦片问题的条款，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对矛盾便在于中方“不愿将鸦片贸易合法化”〔38〕，而同时“英国人拒绝在印度停止生产鸦片”〔39〕。英国之所以拒绝在印度停止生产鸦片，又同以下三个方面有关。首先，是由于鸦片贸易在中英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支配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是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敲门砖的作用不仅没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其他进口贸易从1846年起处于停滞状态时，鸦片进口量的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使得这种非法贸易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年代里，处于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支配地位”〔40〕。其次，鸦片贸易给英印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41〕。据有关统计，从19世纪开始，鸦片收入在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愈来愈大，1800年占3 ％，1826—1827年超出5％，1830年以后超出10％〔42〕。 时至“ 1857 —1858年，英印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纯收益达591万英磅，比1840 —1843年的137万英磅增加了3.7倍多”〔43〕。而自鸦片贸易开始后，初始由于法令森严，采用现银购买鸦片的交易方式后来就沿袭而成为定例，从而改变了自清乾隆初年开始近两百年洋钱流入中国的状况，英国亦无需再长途海运洋钱来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鸦片贸易不仅取而代之，使英中贸易更为方便，且发挥了更加显著而持久的作用。其三，由于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了许多早期在华商号也投资于鸦片业务，而他们对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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