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贸易的态度又通过他们在国内的代言人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怡和洋行早期在贸易服务方面的全部投资都是围绕鸦片进行的。其发家起自鸦片贸易，而“优厚的利润，早期的领先地位和日益增长的需求量”〔44〕，使得怡和洋行“不可避免”地继续投资于鸦片的*贸易。19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沙逊集团，也是靠鸦片贸易逐渐壮大，至70年代取怡和洋行而代之，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集团。象怡和洋行、沙逊集团这种性质的商号，“在整个19世纪中期将重点放在鸦片投资、运输和销售上面”，这是“由在华贸易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45〕。鸦片是当时唯一畅销而又最赚钱的商品，鸦片商对鸦片利润的追逐同英国政府不能舍弃鸦片贸易对英国国库的贡献是一致的，也是英国政府不愿放弃鸦片贸易的重要原因。
㈡虽然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英国国内的反鸦片运动却一直未曾停息。英方人土曾评论说：“在英国，这个问题（按指鸦片问题）即使不在它的*方面，也必定在它的道德方面被提出来”〔46〕。早在1837年，《澳门月报》就发起了一场关于鸦片贸易是非问题的讨论，内有大量的斥责鸦片贸易的文章，并从道德和对人体的危害上斥责鸦片贸易的罪恶。一位英国读者评论道：“毒品的贸易者经营此业仅为获利，但却用此代替对是非的一切考虑”〔47〕；并进一步指出经营鸦片贸易的外国商人，是“凭借其国家的力量，用致命的鸦片来毒害一个民族的健康和败坏其道德，而却傲称优越”〔48〕，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英国政府。1839年，当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生产和销售鸦片最多，获利也最大的英国国内也爆发了一场反鸦片运动。其代表人物有人道主义者弗赖伊及伦敦会教士麦都思，他们积极参加并推动了此项运动，并著书立说，反对鸦片贸易。而到了1842年7月，“英国235个商人和制造商联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从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角度请求停止鸦片贸易〔49〕。而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在议会，或一般地说在英国，至于鸦片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因1842年和约而结束”。“1843年阿什利勋爵和沙夫慈里伯爵（按指沙甫慈白利伯爵）先后把这问题直接摆到下院面前”〔50〕。1855年8 月沙甫慈白利伯爵递交的备忘录将人民的反鸦片情绪推向顶点〔51〕。由各阶层汇集而成的反鸦片运动，使“鸦片问题在1840年以后仍然是英国公众的热门话题，印度政府、英国政府、鸦片商以及其他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人则对反对意见十分警觉”〔52〕。鸦片贸易，不仅激起了英国人民对鸦片贸易在道德上的罪恶感，引发了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同时成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敏感的*问题。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政府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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