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抵货运动而言，塔罗的说法显然更切乎实际。社会各界相当积极，演说、发电致函等工作大多出于人们的自愿，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无偿提供义务。印刷出版反禁约传单和小册子，特别是电报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注：有个有道台衔的人物自称为运动捐助了2 万两银子的电报费。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p.35.）。 各方面的主动捐献使运动的宣传有声有色。

应当指出，运动的声势并不完全是群众无偿捐助的结果。新闻媒介是近现代社会运动所能借助的重要力量，弱小的社会力量往往能因媒体的帮助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塔罗将之称为社会运动的“外部资源”。抵货运动的巨大声势与20世纪初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有很大关系，抵货运动中免费宣传品不少，但更多的出自商业报刊和出版业。这种参与*运动和促进本业利益的双重性在《申报》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家商业大报在拒俄运动时期还相当保守，加上编辑方针的保守，它的发行量很快被*倾向更积极的后起之秀——《时报》——赶上，并一度超过（注：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申报》的编辑方针改革与抵货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它在抵货运动中的积极程度几乎不亚于《时报》。《申报》*态度转向积极与商业竞争考虑可能不无关系（注：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写*小说在当时非常流行，抵货运动正是绝好题材，凡此种种使运动迅速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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