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缩小抵制范围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中国官方、绅商和一些地方精英大都担心激进行动会使运动失控，引起国际干涉，因此大讲所谓文明拒约。抵制措施越狭窄，引起的波动越小，运动总的社会代价越小。但是，商人，尤其是经销美货的商人，所担负牺牲的比例就越大；直接承担物质损失的其他社会成员也就越少。

这样，商人在运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必然很尴尬。由他们组织抵货最为有效，但其自身也会因此遭受最大的损失。所以在运动的准备和动员阶段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上海商会发出抵货号召后便无声无息（注：《时报》1905年5月27 日发表记者按说：“此二月中我商董亦非可以静候也。二月后之实行正当此二月中预备也。”），而由其他社会各界开展抵货的准备工作。前者没有主动把中美贸易的详情公之于众，后者则没有考虑社会应如何分担商人的损失。一边有人建议，“各商董邀集各业，详细开明美国来华各项货物，刷印成册随报分送，使人一目了然。”（注：《时报》1905年5月29日。）另一边是大批发商照订美货不误，就此为运动埋下分裂的隐患。

五、“不订”还是“不用”——抵货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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